中國文學外譯：基于文明與對話
《中國文學外譯：基于文明與對話》由派斯翻譯于2017/08/02整理發布，如需轉載，請標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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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外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優選路徑與重要內容。隨著該戰略進程的深化與發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期待與高水平文學翻譯人才匱乏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國文學外譯究竟應該由誰（國內譯者或國外譯者）來承擔的問題亦隨之日趨突出。從翻譯學角度看，中國文學外譯戰略的譯者選擇之所以成為“問題”，顯然受困于其間存在的兩個預設：一是在語言素養方面，國內譯者與國外譯者之間存在差異；二是在翻譯理念與策略層面，國內譯者與國外譯者之間同樣存在差異。
譯文表達的地道性焦慮
對于由中國譯者承擔中國文學外譯的觀點或做法，很多學者持否定態度，他們較為推崇國內外譯者共同翻譯的模式。在翻譯過程中，外文表達的地道性是最為直觀的考量因素，文學作品尤為如此。然而問題是，我們似乎由此產生了一種基于譯文表達地道性的焦慮，過于張揚語言表達因素在中國文學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從而使得中國譯者信心不足，甚至畏懼不為。
毫無疑問，影響中國文學國際化進程的因素較多，整體上呈現為一個四維系統：第一維度，國際大語境的制約；第二維度，包括經濟、軍事實力等在內的中國硬實力影響，以及包括文化、政治、外交政策等在內的中國軟實力影響；第三維度，國外讀者基于自身文化與價值觀理念而形成的社會性閱讀傾向；第四維度，作品自身質量釋放的閱讀行為驅動力。在這一系統里，譯文表達的地道性因素歸屬在作品自身質量維度中（語言質量）。至于該因素在中國文學國際化進程整體環境系統中究竟占多大權重，甚或能否產生終極性影響，這里無法通過科學的實證研究獲得相應數據，只能通過對其他幾種因素的解析，從而形成較為客觀的認識。
首先，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優越論仍在影響著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作品的閱讀沖動。其次，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著自身的缺陷或不足。例如大多作品缺乏對所經歷時代全面而深刻的表達、不注重人物的深度刻畫或描寫、節奏拖沓等。再次，文化與價值觀理念指的是一定主體在特定社會與文化語境中獲得的決定、支配自己行動和決策判斷的總體信念，它具有實踐品格，通過“為我所愛”與“為我所用”兩種意圖而產生驅動力。最后，讀者的閱讀興趣、方式雖然存在跨時空差異，但其重心可以落實在語言層面，并且有可能超越語言層面。例如，對于《哈利·波特》等流行作品的及時翻譯，雖然有時粗糙不堪，卻可以滿足讀者對故事情節及時追求的期待。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通常情況下，語言表達的地道性這一因素會在國際語境潮流、民族文化意識、消費文化轉型等的沖擊下被有效消解。因此，譯文表達的地道性焦慮癥顯然過于極端，在某種程度上會削弱中國文學國際化進程的源動力。
翻譯實踐的人文社會性
翻譯從根本上是文本和譯者關于詩學、意識形態和歷史的一種協商，因此，人文社會性是翻譯實踐的基本屬性。文學翻譯是翻譯人文社會性的經典鏡像，中國文學由誰來譯“問題”基于語言素養的考量，其局限性就在于，這種結構主義方法論實際上掩蓋了中國文學外譯的歷史價值評判或審美表達問題，即中國文學外譯的意圖和功能。
這就有必要對中國文學外譯的社會語境進行考察。一方面，社會已經成為全球范圍的歷史性存在，這必然呼喚著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視野與人文關懷。但另一方面，從20世紀90年代始，世界上不同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重心已經由傳統的以經濟手段和軍事資源為主的硬實力轉至以文化為核心要素的軟實力， “軟實力”競爭本質上張揚的是不同國家自身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吸引力。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全球化語境下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在此前提下，中國文學外譯就獲得了定奪其理念與策略所依賴的意圖或功能：一方面立足中國文學文化的推廣，積極為“世界文化”、“全球知識”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則要認清當下中國文學外譯作為國家敘事或戰略的本質，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在這種張力的作用下，中國文化借文學外譯而“走出去”的戰略其理念應該是在多元文化對話和交流的框架中，既維持中華文化的差異性，又融納人類某方面所具有的共性，進而更好地塑造中華文化形象與價值屬性。
中國文學外譯的文本選擇
對于中國文學外譯戰略而言，如果選擇國外譯者承擔中國文學外譯任務，除了他們對漢語與中華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可能不如國內譯者更為準確與深刻外，還可能存在學理上的憂慮。其立足點就在于，包括譯者在內的語言實踐者是社會中的個體，自然地處于對張揚自身價值觀與傳達原作者價值觀的雙重本能之下，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表達出自己的語言偏見，并以一種“話語者態度”的表象模式控制著文本與翻譯策略的選擇。
基于此，國外譯者的中國文學外譯實踐能否主動或有意識地在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尋求并實現平衡，能否推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產生國際性影響，從而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需要冷靜思考。從文本選擇角度來說，中國文學外譯需要注重世界話語，同時更要堅定民族文化自信，為此就要盡量選擇那些能夠向世界推介并闡釋那些具有中國特色、蘊藏中華思想文化與民族智慧的故事或作品，它們才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最佳材料。一味迎合西方讀者的所謂市場原則，雖然會在一定范圍或程度上較易“走出去”，但就其軟實力效能而言，則會直接損害我國在國際社會的聲譽與形象，并且同時遮蔽原作中滲透的中華本土經驗和民族文化特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方人對于中國文化、中國形象的認知錯誤或混亂，從而產生負面效能。
在全球化時代，翻譯的功能得到了新的拓展，世界性與民族性的張力強化了文化外譯對于國家利益與文化的建構作用，同時也能夠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重新設定世界文化格局。高層次文學外譯人才的匱乏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進程的瓶頸，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這一問題的解決應該放置于中國文學外譯戰略的整體系統中，在先驗性批判或經驗性認知的基礎上加以重新審察與處理。“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注重譯文表達的地道性，需要關注外國人的興趣與能力，但根本上必須在全球化框架下以文明與對話為基礎進行翻譯策略的科學設計，在本地化翻譯思維和世界性文化傳播中尋找基于文學功能、世界文明與民族身份的有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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